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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年10月上旬，全国宣传思想文化工作会议在京召开，会议首次提出习近平文化思想。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文化思想和全国宣传思想文化工作会议精神，是出版界当前和今后一个时期的重要政治任务，也是我们积极构建中国特色出版学科体系的根本遵循。
一、坚持自信自立，努力构建中国特色的出版学科体系
坚持自信自立是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世界观、方法论和贯穿其中的立场观点方法的重要内容，也是做好出版学科建设必须坚持的重要原则。
从历史上讲，我们有自信的底气。我国的出版活动历史悠久，为中国和世界文明进步作出过重要贡献。近3200多年有可信文字记载的历史和大量的典籍记录了中华文明演进发展的历史，形成了几千年连续不断的文脉，留下了灿烂辉煌的文化成果。影响深远的中国四大发明中，有两项与出版息息相关。造纸术和印刷术的发明与使用极大地推动了人类文明的进步。与此同时，古代先贤在出版过程中留下了大量可资借鉴的宝贵经验。中国古代在出版理念、出版规模、积累的出版经验上曾长期领先于世界。如《尚书》有言“惟殷先人，有册有典”。如朱熹一生三次花大量的时间和精力注释仅仅2000字左右的《大学》一书；我国古代在编校方面有“校对如校仇（校雠）”的说法；黄宗羲有“无一字无出处”的著述和编校理念。如唐、宋时期出版的《史记》就著录，汉司马迁撰，唐司马贞索引，唐张守节正义，宋裴骃集解。我国古代先进的出版理念、与时俱进的出版精神、丰富多彩的出版内容、世界领先的印制技术、精益求精的编辑修养，是新时代坚定文化自信自强、建设出版强国的重要支撑，是构建中国特色哲学社会科学体系的文化基石，是创新发展出版学科的深厚基础。推动出版研究走深走实，要坚定历史自信、文化自信，充分认识我国出版学科建设具有得天独厚的条件，高度重视学习和总结历史、借鉴和运用历史经验，从中华优秀传统出版文化中汲取养分，着力开展出版史学和基础理论研究，为推动我国出版事业繁荣发展作出积极贡献。
从现实来讲，我们有自信的实力。新中国成立70多年来，特别是改革开放40多年来，在党中央、国务院的高度重视下，我国出版产业的规模、效益稳步提升，综合国力的大幅提升为出版的繁荣发展提供了强大基础和支撑。据统计，1978年，我国出版图书仅14987种，期刊930种，报纸186种。目前，我国每年出版图书近50万种，其中新书20多万种，出版期刊1万多种，出版报纸1800多种，截至2022年6月，我国网民规模达到10.51亿，手机用户13.8亿。近年来我国研发开支大幅增长，从2000年的896亿元增长到2020年的2.4万亿元，位居世界第二。当前中国的学术论文数量已经位居世界第一，我国已成为世界上实实在在的出版大国。
当然，我们要自信，但不能盲目自信。我们要清楚地看到，近年来，中国特色出版学科建设依托出版政产学研用诸多方面的倾力投入，取得了一系列具有学理性和实践性双重价值的阶段性成果，在研究方向和研究内容上呈现出多样化趋势，出版相关研究机构数量不断增长，论文、专著、教材等研究成果日益丰富。但与担负起新的文化使命的要求相比还有很大差距。在此背景下，学科建设要适应新时代发展要求，切实抓住机遇，深入研究问题，努力培养更多行业急需的复合型、创新型高素质人才，助推我国出版业高质量发展，加快推进出版强国建设。
我们更是要自立。自立，就是走自己的路，集中精力办好自己的事情，不依赖他人，也不受他人的控制或支配。对于出版学科来讲，就是要走出一条中国特色出版学科之路。出版学科应以习近平总书记所强调的“要按照立足中国、借鉴国外，挖掘历史、把握当代，关怀人类、面向未来的思路”为指导，加强新时代背景下出版学研究的本土创新，凝练出版实践经验，总结出版的价值理念和方法原则，构建起具有中国特色、中国风格和中国气派的出版学学科体系，进一步发挥学科建设响应国家战略、回应时代需求的作用。特别值得一提的是，在2022年9月的学科目录调整中，“出版专博”得以进入学科目录，这虽然为进一步健全高校出版学科建制打下了坚实的基础，推进了我国出版学高层次人才培养的进程，使得出版学科的弱势地位有所改善，但并未从根本上解决这一问题。构建具有中国特色、中国风格和中国气派的出版学学科体系，仍然有很长的路要走。
二、秉持开放包容，着力建设世界一流出版学科
文明的繁盛、人类的进步，离不开求同存异、开放包容，离不开文明交流、互学互鉴。近代以来，从西学东渐、新文化运动、马克思主义和社会主义思想传入中国，到改革开放以来全方位对外开放，中华文明始终在兼收并蓄中历久弥新。中华文明五千多年发展史充分证明，无论是物种、技术，还是资源、人群，甚至于思想、文化，都是在不断传播、交流、互动中得以发展、得以进步的。
党的十八大以来，习近平总书记就坚定文化自信、推动文明交流互鉴等提出一系列重要论断，强调我们要铸就中华文化新辉煌，就要以更加博大的胸怀，更加广泛地开展同各国的文化交流，更加积极主动地学习借鉴世界一切优秀文明成果。习近平总书记在文化传承发展座谈会上的讲话中指出：“秉持开放包容，就是要更加积极主动地学习借鉴人类创造的一切优秀文明成果。”
从国际来看，当今世界正处于百年未有之大变局，大国关系、国际秩序、地区安全、社会思潮、全球治理都在重构。在这样一个大变革时代，学科建设应以双向全球思维进行思考。目前，中国已经发展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在国际地位逐步提高的进程中，学科建设也应该从全人类文化遗产中吸纳不同民族的智慧。由于英、美等发达国家的出版教育起步较早，在专业人才培养方面探索出不少好的做法，得益于出版专业人才供给、科学研究等方面为行业发展提供了坚实支撑，培生集团、汤森路透等国际出版巨头在国际竞争中脱颖而出，不断引领出版业转型升级。基于此，出版学科建设只有在更广阔、更开放的平台上进行交流、交融和交锋，才能实现经济互通，文明互鉴。
出版是促进中外文化交流的重要渠道，也是深化文明交流互鉴的重要渠道。做好出版工作，深化中外出版界交流合作是当代中国出版人的责任和使命。一直以来，中国特色出版学科紧密结合高校建设世界一流大学的战略目标，充分利用学科自身建设特色和优势，开展国际合作。但是，由于观念、语言、技术等因素的制约，目前中国特色出版学科的国际化水平和国际影响力还有待进一步提升：一是缺乏具有国际竞争力的开放型出版教学科研人才队伍；二是国内与国际科研团体之间的科学交流不通畅；三是我国出版学术研究成果大多以中文出版发行，难以在全球范围内产生影响。在国际性出版协会、学术期刊和相关活动中，我国出版学者的话语权相对较小，这在某种程度上制约了将中国特色出版学科培育为世界一流学科的可能性，降低了对出版强国建设的推动作用。因此，如何提高中国特色出版学科的国际化程度与国际影响力，成为其继续建设的重要方向。中国特色出版学科作为中国特色哲学社会科学学科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应积极主动地拥抱“国际化”，以此为发展战略，切实推动出版学科大跨步发展，在培育世界一流出版学科的同时，完善中国特色哲学社会科学学科体系，从而推动出版强国与文化强国建设。
三、坚持守正创新，探索出版学科高质量发展的新路径
正本清源、守正创新，是国家和民族的需要，也是学科建设必须遵循的理念。从出版学科建设角度看，做好“守正”，就是要传承好中国出版事业的传统、经验和基本理念，总结好中国共产党出版工作的历史经验和理论成果，阐述好新时代出版工作的新特点新规律和新思想，还要借鉴好国外出版的专业理念与学术成果。同时，在“守正”的基础上，我国出版学科建设要牢牢确立“创新”意识，坚持从理念、路径和方法上实现全面创新。坚持守正创新，力求精准发力，才能推动中国特色出版学科体系建设再上一个新台阶。
一要坚持思想引领。习近平总书记指出，“每个国家都是按照自己的政治要求来培养人的”。中国特色出版学科是在中国土地上生长发展起来的，始终与民族复兴同频共振，为服务现代化建设提供理论支撑。要把握好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世界观和方法论，将出版学学科体系构建摆在中国特色哲学社会科学发展的优先位置，坚持马克思主义出版观的思想引领，以出版实践为基础，以服务人民为落脚点，把学生关心的出版研究问题作为教学内容，对人民关切的出版人才培养目标进行精准定向，为办好人民满意的出版教育奠定思想基础。
二要深化出版理论研究。在学科体系化建设中，理论话语是核心内容。首先要加强学理研究。近年来，“出版无学”“编辑无理”等观点不绝于耳，这种“无学论”杂音的出现，很大程度上源于对出版本体研究认知的不足。要加强对出版本体属性的研究，科学解决什么是出版、出版实践构成要素如何体现、出版学研究范畴该如何建构等问题。其次要丰富出版史论研究内容。一方面，改变“重近代、轻古代”的研究现状。一部出版史，就是一部人类文明史。对出版史论的研究不应停留在对近代出版现象的回溯上，而应将研究视野扩展至整个人类的发展历程，在古代的印刷实践中探析特定时代的出版思想。另一方面，打破“重本土、轻全球”的研究思路。出版文化是一种全球化的文化形态，对出版史论的考察不应局限于对国内出版现象以及人物的历史探寻，还要对国外的出版史予以解读，更好地体现出版史论对全球视野的深刻观照。最后，拓展出版实务研究边界。在新时代传播生态中，媒介融合深刻影响编辑出版的全流程运作，因此对出版实务的学术考察，不应局限于图书、期刊、报纸等传统出版物的实践过程，也应紧随业态的融合变化而不断调整，诸如数字出版、智能出版、移动出版等新形态也应成为出版实务研究的聚焦点和着力点。
三要专注高素质人才培养。我国新时代出版业迈上了高质量发展的新征程，需要大批适应融合出版环境发展的高素质人才，出版学科建设任务艰巨。一是坚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编辑出版人才培养理念。高校出版教育、出版人才培养必须始终在党的坚强领导下逐步推进，把为谁培养人和培养什么样的人放在首位，着力提升编辑出版人才的政治素养、思想高度和文化素养。二是夯实人才实践业务能力。长期以来，编辑出版专业实践教学主要是在传统课堂内进行的，这种传统的课堂教学模式无法有效提高学生真正的理论知识运用能力，导致一部分毕业生出现由于理论知识理解不深、应用不足而引起的业务实践能力欠缺等问题。因此，在教学设计中应适当增加实践教学学时，引导学生基于现实市场环境和出版企业具体需求，自主探索、设计融合式出版流程模型，检验自身的融合实践能力。三是丰富教材形态，深化教学资源整合。我国编辑出版学科教学模式经过几十年发展历程，已基本建立了出版、发行、传播有机结合且互为支撑的核心理论教学内容，但单一的纸质教材和单向度的阅读学习已不能满足他们的个性化学习需求，因此建设多元、立体、融合的教学资源，系统、全面、深化教学资源整合至关重要。四是强化媒介素养教育。融合出版背景下的编辑出版人才培养是与媒介素养教育息息相关的。强化学生媒介素养，有利于其在现代化进程加速的风险社会中守正创新，培养独立的价值判断能力。
四要强化学科交叉融合。“学从术来、术以学精”。产学研用是企业培养出版人才的主要模式之一，通过打破知识孤岛、技术壁垒，促进不同高校、科研单位和企业等多种不同主体的交流和融合，紧密协同，合力培养专业技术人才。放眼全球著名的出版公司，在部署数字化战略的同时，通过大量资源投入，重视数字出版行业的快速增长和变革对于相关人才的技能培养和素质提升，以满足行业发展对高素质人才的需求。例如培生教育集团积极引入具有电信、媒体和科技等专业背景的员工来聚集数字出版人才，并通过成立领导力学院和“探索日”，帮助员工学习并掌握数字出版技能；麦格劳·希尔教育集团通过采用领英学习、在线领导力研讨会、按需领导力大师课程等方式提升相关人员的技能，并注重组建数字产品团队，使得技术工程师以及产品研发人员发挥越来越重要的作用。以上国际著名出版公司的典型做法为我国数字出版人才的培养提供了宝贵经验。和全球著名出版公司通过多种途径培养数字出版人才以适应行业的快速变化和发展一样，出版学界与业界也要不断创新人才培养机制，努力培养出一批可堪大任的复合型、创新型出版精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