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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横跨韩江的广东潮州广济桥，又名湘子桥。（视觉中国 / 图）
千年前的一个夜晚，张九龄望着皎洁月轮自海面诞生，想象远在天涯的有情人和自己一样，也在望月而遥相思念着。虽无法确知诗人思念的远人是长安的家眷，抑或岭南的亲人，“海上生明月，天涯共此时”的佳句却穿越时空，成为现代人面对此情此景时共同的情感密码。
出生于粤北山区寒门庶族的张九龄，是一位贤相，也是杰出的诗人。他为广东诗歌的发展奠下基石。唐代的诗人中，来自岭南的，张九龄是当之无愧第一人。《唐诗三百首》开篇即收录其《感遇》二首。
今天的广东，在文学上的萌芽可以追溯到周代。最早见于载籍的文章是《汉书・西南夷两粤朝鲜传》中南越王赵佗的《报文帝书》，被称作“岭南史上第一文”。
赵佗原被高祖册封称臣，在吕后当权那几年，他重新当起了皇帝。汉文帝即位后，对南越国采取安抚政策。赵佗回复文帝的诏书时（即在《报文帝书》中），自称“蛮夷大长老夫”，“敢妄窃帝号”只是“聊以自娱”。接着诉说吕后临朝时对南越国的各种“虐待”，说明自己是不得已称了帝。赵佗在信中表明了他的态度，承诺取消帝号，二次归汉。
信中还提到吕后“别异蛮夷”政策禁运母羊等畜种，影响岭南地区祭祀用牺牲。《报文帝书》也是第一篇描述广州建城初期羊与广州关系的文章，成为解读广州神话“五羊衔谷”中仙人为何骑羊而来的线索。
白居易曾于《送客春游岭南二十韵》中写到“路足羁栖客，官多谪逐臣”。唐代许多著名诗家文人皆与岭南有不解之缘，韩愈、刘禹锡等皆曾因贬谪而至广东。819年，韩愈主政潮州时，曾试图警告当地横行恣肆的鳄鱼，将猪与羊投入恶溪（今韩江）命鳄离去，否则定将诛戮不赦，遂有名篇《祭鳄鱼文》。当地人为纪念韩愈，以他的姓氏命名山川，潮州的韩山与韩江因此得名，沿用至今。
1094至1097年，短短两年零七个月，谪居惠州的苏轼写下四百多篇（首）作品，包括那句著名的“日啖荔枝三百颗，不辞长作岭南人”。过广州时，他上了白云山，在蒲涧寺“神会”北极真人安期生。经过心仪已久的道教圣地罗浮山，他在山中留宿，当晚一口气写下六篇散文和一首诗。惠州西湖周边，更留下了苏轼密密匝匝的足迹，其《江月五首》将这里比拟杭州西湖，“一更山吐月，玉塔卧微澜。正似西湖上，涌金门外看”。
明代以后，广东的文学出现重要的转折，涌现了很多岭南大家，以孙蕡为首的“南园五先生”和被誉为“岭南三大家”的屈大均、陈恭尹、梁佩兰，其诗作对当时和后世的影响很大，形成诗风雄直、地方色彩鲜明的“岭南诗派”。
《广东新语》一书是屈大均的传世之作，内容从广东的气候地形、名胜古迹，到传说神话、民间风俗，再到诗词歌赋、名人书画，乃至油盐酱醋、花鸟鱼虫，包罗万象，被称为“广东百科全书”。
清代的黎简、宋湘亦卓然自树于中国诗坛。这时期的词和散文都有长足的发展，戏曲和小说也不乏佳作。
岭南古村的粤剧表演。（视觉中国 / 图）
清末，以黄遵宪、康有为、梁启超为代表的维新派人物，发出了“诗界革命”“文界革命”“小说界革命”的呼声。他们自觉地创作“新派诗”，熔铸新理想以入旧风格，表现时代的新精神、新面貌。
黄遵宪29岁从何如璋出使日本，前后在国外生活了l4年。历任日本参赞、美国旧金山总领事、英国使馆参赞、新加坡总领事，足迹遍及英、法、美、日、新加坡等国。在他的《己亥杂诗》第一首中写道：“我是东西南北人，平生自号风波民。百年过半洲游四，留得家园五十春。”走向世界的经历使他得以敏锐捕捉时代的瞬息万变和社会的矛盾重重，诗中因而时常出现蒸汽、电光、照相等新事物与新意境。
广东是最早打开国门的地方，也是最早通过海外贸易来增加自己财富的地方。广东文学亦有海洋文化的开放性。
1902年，梁启超在自己主办的《新小说》杂志上开设“哲理科学小说”专栏，创刊号推出凡尔纳的《海底旅行》，让科幻小说正式与中国读者见面。同年出版《新中国未来记》，畅想了未来60年间中国的变化，这部梁启超一生唯一的小说,与他翻译的科幻小说《世界末日记》等具有共通性,都是面向明天的未来主义文学。
黄节的诗，融合唐诗之清丽与宋诗之骨力，人称“唐面宋骨”，在新文学狂飙突进之时，独当一面，受到广泛赞誉。在多次考试失败后，黄节毅然倾尽家财，在上海和朋友创办《政艺通报》《国粹学报》等重要报刊，“国学”“体育”等词语便由他的报刊发扬光大。他后来出任广东省教育厅厅长等职，兴办教育，造福岭南；北上担任北京大学教授，传授古典文化，沾溉后辈，影响至今。
广东文学的平民性和商业性特点，到了近现代更加突出，文学与社会现实的联系越来越紧。从嘉道年间的岭南诗坛领袖张维屏，到以小说鼓吹民主革命的黄小配等，无不走出书斋直面变动的社会，以文学作品表达对时局的关注，将民生事务置于首位。
吴有恒出身恩平书香门第，1936年在香港加入共产党，参加过党的七大，打仗、主政、写作、办报，样样出色，秦牧称之为“当代作家中的辛弃疾”。广东新文学的真正发展是在抗战期间，随着大批文化名人南下，加之受到抗战文艺据点香港的影响，本土作家在南北文化的交融之中迅速成长，终于在1940年代成为能够独当一面的文学力量。在此基础上，诞生了后来在新中国文学中富有影响力的广东作家群，包括欧阳山、陈残云、杜埃、秦牧、吴有恒等人，他们在20世纪40-80年代的长时间段里保持着创作力和影响力，留下一批有代表性的作品。
1979年，《花城》《随笔》两大文学期刊在广州诞生，前者曾以“婀娜多姿，活泼新鲜”擢为纯文学期刊“四大名旦”之“花旦”。1990年代初，王小波在文坛尚寂寂无名，《花城》独具慧眼地连续重点推出他的小说，如《白银时代》《革命时期的爱情》《绿毛水怪》等，继而又由花城出版社首次出版其“时代三部曲”。《随笔》创刊后吸引了重磅级作家群，包括王元化、王蒙、邵燕祥等，巴金、杨绛、季羡林也曾在《随笔》上发表文章。
1980年代，在全国性的“伤痕文学”创作热潮中，广东先声夺人，推出一批在全国有较大影响力的作品，如陈国凯的《我应该怎么办》、杨干华的《惊蛰雷》等。此后的“改革文学”乘胜追击，也成为一时间众目关注的热点。
1990年后，广东文学经过长期积淀，打开了生机勃勃的新局面。
“在幽深的山谷里，有一株被人遗忘的梅树。这株山南常见的红梅，是在一个雷电交加的暴风雨之夜，被猝然暴发的山洪冲到谷底来的。同它一块冲下来的其他梅树，都压在坍塌的岩层底下了。只有这一株，因为长得特别粗大硕壮，侥幸地活了下来。”（《白门柳》引子）1994年，作家刘斯奋以《白门柳》获得第四届茅盾文学奖，这是改革开放后广东文学的高光时刻之一。
当大家都急于向西方寻求新的叙事资源时，刘斯奋却撤回我国古典文化传统之中，书写明清鼎革之际“天崩地解”的乱世。其写作启动时间比后来轰动一时的寻根文学更早，作家有意识地对古典语言的继承与创新与诸多寻根作家的理念相通。
在都市文学创作潮流中，广东领风气之先，以张欣、张梅为代表的都市小说作家迅速捕捉到剧变时代中的鲜活题材，在全国文坛展露锋芒。广东作家普遍对商业文明抱有一种更积极的心态，使得广东的都市文学较之其他地方的作品，显得从容和缓，虽然不乏对都市生活空虚孤独的描绘，但同时也展现都市生活进取、包容的一面。
如同西安之于贾平凹，上海之于王安忆，张欣是书写广州的代表。张欣生于北京，在部队文工团工作过，1984年转业后进入广州市文艺研究所。广州作为改革前沿阵地，商品经济大潮汹涌。作为外来人的张欣，敏锐地捕捉到社会变化带来的冲击、裂变、阵痛。1990年代后期，她愈发关注小说的故事性、可读性，从新闻事件中汲取素材，大量写作长篇小说，以草蛇灰线的方式碰触都市的丛林法则。
现代城市化进程带来的城乡二元对立与冲突为文学创作构建了题材和意象，打工文学应运而生。1990年代，深圳、东莞、佛山等地培育了一批打工作家。盛可以、王十月、郑小琼等才华突出的作家，分别创作了《北妹》《国家订单》《女工记》等优秀作品，掀起新世纪第一股现实主义热，打工文学、底层文学也很快成为当代文学史上的重要章节。
王十月16岁那年，从湖北石首老家坐上了开往广东的火车，汇入了千千万万的打工人潮之中。故乡在四川南充的郑小琼，读了卫校也做过实习生，因为单位发不出工资，只得随同乡来到广东打工。王十月把身边工友的故事写进小说，郑小琼则谱写了“关于女性、劳动与资本的交响诗”。2008年，广东省作协开展了一项农民工作家培训项目，王十月和郑小琼同时加入并因此留在《作品》杂志当起了编辑。2016年，两人分别出任文学期刊《作品》杂志社副总编辑、副社长，这一突破体制的选择，在当时的文学界引起轰动。
诗歌是广东文学的一支强劲力量。1990年代，广东诗作便频繁见于全国各大刊物，新世纪以来，广东诗歌的影响与日俱增，无论是诗歌创作还是相关活动均十分活跃。杨克主编的《中国诗歌年鉴》、黄礼孩主编的《诗歌与人》、莱尔等人创办的“诗生活”网站，在诗歌界都成了极为重要的符号。2005年，黄礼孩依托杂志，创设“诗歌与人·国际诗歌奖”。2011年4月，第六届“诗歌与人·国际诗歌奖”颁发给瑞典诗人特朗斯特罗姆，当年10月，他即获得诺贝尔文学奖。评奖标准的暗合、理想主义色彩的交织，在国内外诗坛传为美谈。
2001年11月，广东阳江的林庭锋和长居广东中山的台湾同胞罗森，在“西陆”BBS带头发起成立中国玄幻文学协会，林庭锋后来在协会基础上，在阳江老家注册了起点中文网。直到这些网络文学“先行者”建立起VIP阅读收费模式，网络文学作者才真正摆脱了对实体出版的依赖，网络文学创作开始蓬勃发展起来。
彼时科技的飞跃，为广东网络文学作家的创作提供了新的灵感。当年明月、南派三叔、天下霸唱，这些网文“大神”几乎都是从广东起步。写出《明朝那些事儿》的当年明月，曾是顺德海关一名公务员；李可也是在广东创作出《杜拉拉升职记》……新一代网络写手也在广东聚集。2016年以来，广东网络文学再次迎来“井喷”的现象，蚕茧里的牛、丛林狼、风轻扬、南朝陈、天堂羽、十喜临门等“四小虎”“九大神”相继出现。
广东籍作家在海外开枝散叶。祖籍新会的美国华人作家汤亭亭，在小说里直接采录广东话，目的是让人们知道母语对于她的写作起着强大的激励作用。客家籍作家黑婴1915年出生于印度尼西亚，虽然回乡居住只有短短的六年时间，在给友人信中专门谈到梅州文化名人、足球之乡与古迹饶公桥，对家乡拳拳之心，跃然纸上。
富有“粤味”和“岭南风”的本土题材创作，在长时间的断层之后于近五年迎来井喷，林棹的《潮汐图》、林培源的《小镇生活指南》、洪永争的《摇啊摇，疍家船》、陈冠强的《有竹人家》、陈再见的《出花园记》、陈继明的《平安批》、厚圃的《拖神》等小说，展现了粤语方言和岭南风物进入文学文本所带来的惊艳效果。与此同时，以湾区作家为主力的“新南方写作”，在一种异质性的文化经验中，暗含了南方文学的新走向。汉学家王德威认为，“南方应该是一种不断地移动，不断尝试去突破的某一种力道或一种想象的可能”，点出“新南方写作”具有超越单一区域的动能。在地性与世界性的交融，在新一代写作者的作品里已见端倪。
